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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子探病也隔窗——歷史上疫情隔離那些事兒

2020-02-10 11:34 來源:北京青年報 標簽:孔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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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1929年南京暴發流行性腦脊髓膜炎,官方印發《口罩須知》(部分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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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民國報紙上宣傳的戴口罩方法

《論語》第六章,孔子的得意門生伯牛得了重病,臥床在家,孔子前去探望,原文是這么寫的:

伯牛有疾,子問之,自牖執其手曰:“亡之,命矣夫!斯人也而有斯疾也!斯人也而有斯疾也!”

孔子沒有進屋,沒有走到伯牛病榻前噓寒問暖,而是“自牖執其手”,隔著窗戶抓住伯牛的手,連聲哀嘆:“天哪,這是命啊!這么好的人怎么能得這種病呢?這么好的人怎么能得這種病呢?”

伯牛姓冉,名耕,字伯牛,為人善良,品德高尚,在孔門弟子當中僅次于顏回,經常被孔子贊賞。眼見這么一位得意門生即將病亡,孔子當然痛惜。問題是,孔子探望時,為什么要隔著一張窗戶呢?

南宋大儒朱熹給《論語》做注,說伯牛的家屬為了表達對孔子的尊重,將伯牛抬到了南窗底下,為的是孔子進屋以后,可以站在伯牛病榻北側,面朝南方探望門生;而孔子卻認為,如此尊貴的禮節只能用在國君身上,所以不愿進屋,寧可站在南窗外面,面朝北方,隔著窗戶與伯牛握手。

朱熹順便還引用了漢代儒生的一個解釋:伯牛長了癩瘡,會傳染,孔子之所以不進屋,是怕傳染。

或者也有這樣一種可能:伯牛不想傳染別人,主動把自己隔離在一間小屋里,聽見孔子來了,也不開門,孔子只好隔窗探視,并用握手的方式予以安慰。

以上三種解釋,哪種解釋更貼近歷史呢?我想大多數讀者應該會選擇最后一種解釋——孔子之所以不進屋,是因為伯牛把自己隔離了。

古代中國幾千年歷史,瘟疫頻發,這我們都知道。但是,古人面對瘟疫時,也會實施隔離嗎?

乾隆發話:如果哪個王公不確定是否出過天花,別來見朕

查《中國古代疫病流行年表》一書,隔離的例子不勝枚舉。

比如說五代十國的后唐時期,湖北隨州與河南鄧州鬧瘟疫,許多人重度感染,為了避免再傳染父母和兒女,躲進房間,房門緊閉,只在窗戶上開一個洞,讓親屬給他們傳遞飯菜和便桶。親屬傳飯送菜之時,也不敢跟患者接觸,用一根長竹竿挑起飯籃和水壺,站得遠遠的,隔窗遞進去。

再比如說公元12世紀金朝統治下的山東,有一年鬧瘟疫,百姓十死八九,幸存者擔心傳染,做得更絕:“舉室棄之而去。”把已被感染的親人扔在家里不管,自己逃往他方。這樣的極端做法豈止是隔離,簡直就是遺棄。

在距離我們較近的清朝,京城常鬧天花,滿洲統治者畏之如虎,順治帝和康熙帝都下過嚴令:“凡民間出痘者,移之四十里外,防傳染也。”(吳振棫《養吉齋叢錄》)官府強行將那些正在得天花的人隔離在北京城外四十里遠的地方,以免傳染。

我們知道,順治帝很有可能死于天花。在順治駕崩之前的頭一年,后宮嬪妃有感染天花的,順治不可能把自己的嬪妃也隔離到城外四十里,于是他隔離自己,移駕到行宮居住,讓太監宮女給他送飯送炭。送飯期間,他又擔心被太監宮女傳染上,“惜薪司環公署五十丈,居人凡面光者,無論男女大小,俱逐出。”(談遷《北游錄》)惜薪司是專供宮廷柴炭的機關,順治讓人對惜薪司進行檢疫,只要看見哪個工作人員有一點點感染天花的跡象,無論男女老少,一律驅逐出去。

乾隆號稱雄才大略,也非常擔心傳染天花,他喜歡在河北承德避暑山莊接見蒙古王公,原因有三:第一,那里距離蒙古更近,便于接見;第二,那里可以避暑,滿洲人畏熱,在承德過夏天等于到了天堂;第三,承德地廣人稀,蚊蟲稀少,泉水不受污染,不像北京城那么容易傳染瘟疫。但即便到了承德,乾隆還是不敢接見那些沒有出過天花的蒙古王公,他有一道圣旨寫道:“如本身未能確知出痘之王公臺吉等,俱不可來此,若欲瞻仰朕顏,于朕出哨之時,行圍之所,亦得瞻仰。”如果哪個王公不能確定自己是否出過天花,千萬不要來承德見駕,如果想瞻仰朕的容顏,可以在朕出去打獵的時候,站得遠遠地觀賞。

在瘟疫隔離這方面做得最盡心的朝代還數宋朝

在瘟疫面前,所有人都應該是平等的,都應該享有保護和醫治的權利。順治驅逐潛在的感染者,乾隆拒絕接見沒出過天花的王公大臣,做法都非常自私,都只考慮他們自己的安全,不顧別人的死活。正確的、科學的、合乎人道的做法,應該是動用國家機器,動員國家力量,將感染者進行安全隔離和悉心救治。

康熙年間,有一個名叫趙開心的御史,給康熙提建議:“有司奉行不善,露宿流離,稚弱多饑饉……東西南北,各有一村令其聚處,有拋棄男女者,該管官嚴加責治。”城中居民得了瘟疫,往常只驅逐、不救助,逼得人家露宿在外,兒女無人照顧,飽受饑寒之苦。以后應該在京城四郊各劃出一個村莊,讓感染者集中居住,官府給予補貼,如果有人拋棄兒女,則由官府嚴加懲辦。康熙從善如流,聽取了這個建議,但是官府財力有限,基層官員執行力又太差,只搞了一年就不搞了。康熙以后,京城再鬧瘟疫,朝廷還是老辦法:強制驅逐,任由感染者自生自滅。

古代中國那么多王朝,在瘟疫隔離這方面做得最盡心的朝代,還是宋朝。從北宋后期開始,各個州府都設有“居養院”和“貧濟坊”,這是官辦的慈善機構,平常用來救助無家可歸的流浪者、孤苦無依的老人和棄兒,瘟疫暴發時,則被用來隔離感染者。不過宋朝財政開支巨大,地方官府常常入不敷出,各地居養院和貧濟坊的管理有好有壞,基層官吏上下其手,挪用善款,甚至虛報救助名單、冒領國家補貼,往往是該救助的窮人得不到救助,該隔離的感染者沒有地方隔離。

至于民間自發的隔離,在古代中國其實也是相對少見的。首先,古人醫療觀念落后,除非瘟疫特別嚴重,傳染性和致死率特別驚人,否則絕大多數老百姓都認識不到隔離的重要性;其次,漢代以后儒家文化獨占鰲頭,孝道被抬高到無以復加的程度,父母染上瘟疫,兒女如果敢于將父母隔離起來,輕則會受到鄰里的批判,重則會受到官府的嚴懲。“二十四孝”那些孝親之法,例如割下自己的肉喂父母吃、品嘗父母的排泄物,在魏晉以后都被全社會奉為典范,疫情越嚴重,愚孝者越有可能這樣做,不但無助于親人的健康,還極有可能加快瘟疫的傳播速度。

清朝末年,一個旅居香港的法國醫生這樣評價我們的國民:“他們養成了愚昧的不衛生的習慣,從嬰兒時代起就群居混處,不了解隔離的必要……”這種評價雖然尖刻,但也不是完全背離事實。

民國的理發店員戴口罩“十有九位都戴在了下巴上”

在最后一個封建王朝覆滅以后,民國時代來臨了,西方科學和醫療文明傳入中國,被一些有識之士宣傳普及,被報刊反復報道,也被官方強行推廣。

1928年春天,北京幾所小學傳染猩紅熱,衛生局、教育局和學校都沒有采取任何手段,一個從日本留學歸國的學生家長上書當局:“須知隔離為肅清時疫之最要條件,各學校如有傳染病發生,當即從事隔離,禁止病童入校,以減少其他兒童感染之機會,而易收預防之功。”這個家長還說:“須知傳染途徑不必皆由患者直接傳播而來,曾與患者共同居處之人亦有傳播病菌之能力,故不僅隔離病童,其共同居處之兄弟姊妹亦當禁止入校。”最后該家長還向當局科普了幾種常見傳染病的潛伏期:“白喉一至七天,猩紅熱二至十二天,天花七至十五天,麻疹四至十九天,當俟病童最長之潛伏期過后,方可準其入校。入校前須呈請醫師證明,方可定其回校之期。”

1931年春天,杭州暴發流行性腦脊髓膜炎,市政府隨即通令“市內各學校如有發現疫癥者,全體停課”,“各公共娛樂場所暫時停止開演”,“暫將浙江省立傳染病院改為隔離所,病人及接近病人之人皆須至隔離所收治,經過十日經檢查后方得出所”,“民眾須戴口罩并須注射預防針”。

1932年春節前后,北京再次傳染猩紅熱,北平市衛生局在媒體刊登公告:“天壇傳染病院舊址業經組織就緒,已于一月十三日正式開診,嗣后各區界住戶如有發現染患猩紅熱病者,隨時遞送醫院醫療,以遏疫疬。”

同樣還是1932年,廣州市衛生局發布公告:“擬在海港檢疫所南石頭辦公室附近,增減隔離病院。”

1937年,云南省政府在全省范圍內建成十幾座“麻風病人隔離所”,由財政撥付全款,對麻風病人進行免費隔離醫治。

民國期間,政權割據,戰火紛飛,中華大地上始終沒有建立起一個強有力的大一統政府,各個政權各自為政,爭斗不斷,不可能有效遏制瘟疫的傳播。再加上經費匱乏、醫療落后、民眾對衛生宣傳和現代醫療都非常隔膜,所以對瘟疫的防控效果始終很差。蔣介石曾雄心勃勃地推廣“新生活運動”,強令戲院廢止公共手巾,教導民眾學會排隊和講衛生,要求理發店員佩戴口罩,也沒有起到多大作用。1936年10月4日,北京《益世報》刊登《衛生與口罩》一文,對理發店員大加批判:“各匠人戴口罩,十有九位都戴在了下巴上,一面既遵奉功令,一面仍是我行我法,和把石灰撒在便所外,同是一樣‘聰明’。”由此可見,延續幾千年的陋習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變的。

但是,如果做縱向比較的話,民國畢竟有這么多有識之士,民國當局畢竟采取了許多積極措施,比起古代中國還是進步了許多。(李開周)

責編:王曉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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